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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多人在网络上批评贺卫方，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下面几条：

曰几年来没有什么高质量的论文发表，学术上没有进步；　　

曰上课内容陈旧，缺乏新鲜知识；　　

曰到处抛头露面，成为明星式的人物，有浮夸之嫌。　　

由于网络的虚拟性，使得这些批评只要不捏造事实，批评还确实反映了批评者的真实心态，这至少比当面的恭维和阿谀，背后的挞伐要真实得多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批评的态度是“真诚”的——当然，在现实生活里，既不容易找到真诚的赞美，也很难找到真实的批评，更多的是当面的阿谀、谄媚，背后的不屑，网络世界里，赞美心是真的，批评心也是真的，因此对待来自互联网的声音，必须重视。　　

由此忽发奇想：刑事案件是否可取消律师？根据上述数字，取消后总体而言，被告人(尤其那些没钱请律师的被告人)的命运不会比现在不好。同时，律师行贿引诱伪证等等引发“滥抓滥判”的事件，连同该抓不抓该判不判的情况，也一概不会发生。换言之，如果公众对刑辩律师的服务和自律已经失去信心，修订法律取缔或严格限制律师介入，或许是利国利民也对律师本人有利的一项选择。

　　律师的民商事业务范围如何调整，可以请无利害关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调查一下，权衡利弊。不管市场经济是不是“法治经济”，我怕调查结论很可能是：中国律师太多。首先，没有几个老百姓包括生意人用得着律师。他们解决纠纷，无论夫妻吵架、追讨债务，还是请愿告状、伸冤报仇，都有惯常有效的办法，与律师无关。其次，某些涉外或重大的项目，例如公司上市，为减少虚假信息，可以考虑全部交由香港律师行代理(最近温总理访港签署两地“零关税”协议，开放内地法律服务市场，便是开端)。虽然香港律师收费贵些，但他们信誉好、自律严。投资者重拾信心，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和监管也就容易了。

　　中国人传统上奉孔子的“无讼”为理想。现在当然不能奢望了；即便在乡下，时不时也有“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”为非作歹，鼠牙雀角，动成讼端(见费孝通：《无讼》，载第一辑224页)。清末修律，拟设立律师制度，张之洞(南皮)反对，担心“讼师奸谋得其尝试”。今天，南皮之忧不幸成真，虽然不能全怪律师：他在竞争那么激烈又腐败丛生的环境里执业，当诉讼变成“贿赂竞赛”之时(方流芳兄语，见《中国书评》卷八页36)，是万不得已才做了“三陪律师”的。

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，依据普通法传统，一个人要成为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，如无特殊情形，则大致流程如下：首先，考上法学本科，攻读四年，获法学学士学位。通常，多数法科学生攻读两个本科学位，学习年限因而延长一、两年。若想获得所谓“优异”等级，可能还需再多读一年。不要小看这个“优异”，实际上，只有极少数学子才有份，而成为不证自明、最有说服力的求职介绍信。法科之外，一般兼修人文、经济、社会或者工程、生物、医学等等。作律师，踏入法律实务，本科学历不可缺，也只要本科学历。纵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，但无本地法学本科文凭，也做不了律师。亚非拉裔海外学子用脚投票，留在当地，为了进入法律界混口饭吃，获授博士学位后再去读本科，并非一、两个，状若搞笑，委屈而难得说一定委屈。毕业后先到律师事务所作两年学徒，打工卖命，然后可以参加律考，获得小律师资格；执业两年，即可参加升等考试，而成大律师。大律师执业16年，可获提名为州最高法院大法官。大法官员定七人，座椅七把，服务终生，百年如此。